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星期五，钱旦在对口产品线的管理例会上申请了一个议题，他要去向领导们求助爱尔兰技术支持中心的人员安排。
一方面，数据的传输和处理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活动，数据流常常跨越国家边界，例如发生在欧洲的一个网上“搜索”可能由在欧洲的服务器处理，也可能由在美国或者亚洲的服务器处理。
另一方面，法律法规是基于地域边界的，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合法合规的行为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则未必，这就给所有涉及到处理和传输数据的跨国企业带来了复杂挑战。
考虑到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会禁止将欧盟国家个人数据传送至欧盟以外国家，“伟中”在这一年加强了爱尔兰技术支持中心的建设。
“伟中”早在2005年就在中国、爱尔兰、墨西哥建设了三个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当时目的主要是“follow sun（追随太阳）”，即在大致等分时差的地方建设三个技术支持中心，使一天中任意一个八小时均有技术支持的专家们在正常工作中。
新的时代，爱尔兰技术支持中心的意义更在于把对欧盟国家的技术支持活动尽量在欧盟国家内闭环，尤其要避免在处理故障时无意间将个人数据传出了欧盟范围。
钱旦汇报完，把“ppt”停留在最后一页，那是需要会议决策的内容：增加产品线派驻爱尔兰技术支持中心的专家数量。
到处在“呼唤炮火”，嚷嚷着缺人，“要人”这样的诉求对于总部机关的大佬们来说，总是会激起本能的“防守心态”，本能地要来挑战其合理性。
一个大佬慢悠悠说：“我不知道你们研究过竞争对手没有？爱立信在西安新建的服务中心十月份就要挂牌，据我了解，他们这个服务中心包括了全球网络运营中心和全球标准化服务中心的职责，我认为他们肯定会涉及到海外数据的处理，为什么他们可以把数据传回中国，我们非要派人去欧洲？”
“伟中”是一个强调竞争，并且善于学习的企业，给大佬们汇报时如果回答不上“竞争对手是怎么做的？”基本上会被一把锤死。
钱旦说：“我相信爱立信这个西安分部不会处理欧盟国家的个人数据。另外，怎么说呢？南京爱立信熊猫公司是爱立信全球最大的供应中心，思科所有产品中超过25%是在中国生产的，但大家听到过西方有人质疑爱立信、思科的网络安全问题没有？一些人并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理性、客观，公司当然希望将来在网络安全上全球有一个对各厂商一致、无歧视的态度和要求，但至少现在做不到，中国公司只能做得更多，这就是公司所强调的‘白上加白’的逻辑。”
另一位大佬挑战：“你们说的‘gdpr’要求的是个人数据不能出欧盟，我们处理故障涉及的主要是设备运行日志，不能算个人数据吧？”
“领导，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未来‘gdpr’执行的一大难点就是个人数据如何定义，还是那句‘白上加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在外部压力下去与人纠缠定义呢？而且，设备标识符、ip地址等很可能会被视为个人数据，大家能确保我们所有产品、所有版本在处理故障时的日志中不会有ip地址什么的吗？”
钱旦只申请了二十分钟议题时间，结果讨论了四十分钟。他觉得自己简直是苦口婆心，大佬们磨磨叽叽地决策先按业务最低需求来配置人员。
漫长的一个星期过去了！
女儿坐在他大腿上，他们打开电脑摄像头，对着屏幕上自拍的两个人唱歌、做鬼脸、乐此不疲。钱旦更后悔自己午饭时的暴躁。
过去他长期是业务部门的主管，公司讲究是“责任结果导向”，他带着团队对自己的业务目标，或者说“责任结果”负责，对自己做的每件事负责，仿佛“亮剑”中的主官李云龙。
如今他成了一个行业管理专家，操心的是别人家的业务是否合规，他常常感觉“皇帝不急太监急”，自己责任心越强，越被一些业务部门主管视为“闲事婆婆”，仿佛“亮剑”中的政委赵刚。
他的迷惘在于觉得自己个性并不爱好这种以“推动”别人为日常的工作。
黄昏，钱旦接到秦辛电话，她神神秘秘地说：“你能不能悄悄溜出来？”
“怎么啦？”
“我们回深圳了，诗诗说一起去‘大饱口福’吃晚饭，不带娃去。”
“你们买的东西呢？”
“先放车上。”
“大饱口福”离家不远，在“海岸城”购物中心五楼，是他们喜爱的自助餐厅。钱旦爱吃他们家的生冷海鲜，秦辛爱吃他们家的粤式炖汤，女儿爱吃他们家的巧克力喷泉。
他俩怀着把一小一老留在家里的内疚溜去了“海岸城”，对秦辛来说，这一天是为人母之后难得的自由。
到了餐厅，钱旦意外地看见除了诗诗，等着他们的还有曾子健。
曾子健仍然瘦，仍然白净。他以前戴隐形眼镜，现在戴了副黑框眼镜，斯文中透着精明。
“子健，你回来了呀？”秦辛故作惊讶。
“回来一阵子了，没跟大家联系。”曾子健顿了顿，说：“我正在转身，计划离开以前的圈子，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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